约莫十年前，在卡尔德隆家门前的草坪上，我给在国内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，诉说了我对南方那个自由城市的理想与担忧。说完之后对方的沉默，让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再是 “我们” 的一部份了，而我曾有的期盼恐怕很难再回来了。
回国之后的我很难再理解身边的前辈和长辈还留有的那种期盼——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粉饰。不过显然大家对我的观点和想法没有什么共鸣，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教会了我附和和闭嘴。
虽然闭上了嘴，但那种抗拒和排斥恐怕是很难不被注意到，心里总是祈祷着对方是个粗心的人，不会在意我情绪的小变化。这些年来也只是偶尔能遇到一些心态开放、也不在意我的年龄的前辈一起交流，让我这人群里的极少数派不会总觉得孤独，实在是心存感激。
约莫五年前，有些前辈和长辈也好像渐渐变得不再期盼起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每当社会起了什么变化，他们以前总是能在文字间找到积极的信息，告诉我这是好事；而我总是笑笑，沉默不语。
一次又一次，我在笑里包含着另一种期待：让他们的期待成真吧，我情愿做一个被人讥讽的傻子。
但一次又一次，悲观主义者的期盼落空，只是失落地坐着，如鲠在喉。
